案情簡要：
2000年，林女士因病在南京某醫院住院進行手術治療。術前化驗肝功能各項指標均正常。出院兩個月后，林女士常感身體不適，并出現嘔吐、黃疸等癥狀。經化驗檢查，診斷為丙型肝炎。為此，林女士多次住院治療，但未能治愈。
2003年初，在一位醫生朋友的提醒下，林女士懷疑自己感染丙型肝炎病毒與2000年在南京某醫院手術輸血有關，因此以一紙訴狀將南京某醫院及血液的來源機構南京某血液中心列為共同被告訴至法院，請求賠償醫療費、繼續治療費用及其他費用共計三十萬元。
被告之一南京某醫院答辯稱：原告所輸血液來源合法，操作行為是嚴格按操作規程進行的，且使用的一次性輸血器械有正常的進貨渠道，屬于無過錯輸血。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規定，無過錯輸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屬于醫療事故。第49條規定，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況且，原告是在出院后幾個月才診斷出丙肝感染，并不能排除其他感染因素。因此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另一被告南京某血液中心則認為，其采血過程也是嚴格按照操作規程進行的，對獻血者按規定化驗了包括丙肝感染在內的各項指標，因此不存在過錯。原告無法證明其感染屬于輸血原因，故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爭議焦點：
輸血感染的歸責原則及舉證責任應該如何劃分？
筆者認為，本案不應按照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的處理原則和程序來處理。正如南京某醫院在答辯中所言，《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已將無過錯輸血感染列為醫療事故的抗辯事由。醫院所應證明的就是其無過錯，即患者輸血后感染病毒并非醫務人員在診療過程中的過失直接造成。具體而言，醫院應證明血液來源合法，領取的血液制品符合所需血型、規格，輸血過程符合操作規程。一般而言，醫院在輸血前后都應對患者的一些指標進行化驗，常規包括乙肝、丙肝和其他肝功能指標，近年來還包括艾滋病等血液傳播疾病的指標。可以看出，《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的立法本意是：在醫療過程中，醫務人員如果履行了相應操作手續，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依然發生不良后果的，醫療機構不需要承擔責任。筆者認為，這是符合法律中的公平原則的。醫院所備血液，通常是通過采集程序事先采集，采集后制成血液制品供診療使用，醫務人員通過用血申請程序調用、領取。由于使用時往往情勢緊急等原因，醫務人員不可能對血液制品本身進行化驗檢查。故血液本身帶有某種病毒造成患者輸血后感染，是采集中的過失造成，醫療機構不需要承擔責任。
那么，血液中心又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舉證責任呢？筆者認為，應當根據過錯推定原則來判斷其舉證責任。讓患者證明血液中心采血行為違規，且血液中帶有丙肝病毒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輸血后往往不會馬上出現不良后果，現場的血液不會封存、保留，以備檢驗；輸血后患者血液中也查不出所輸血液，所輸血液與患者血液已經融為一體。讓患者承擔舉證責任是極不公平的。因此，被告血液中心只要不能證明損害后果是原告自身原因或他人原因造成的，即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就推定其有過錯，并承擔相應民事責任。血液中心在采集血液時，應根據衛生部的明文規定對獻血者進行化驗檢查，且應留資料存檔。對于不符合獻血條件的血液堅決不能采集。因此，建立血液檔案是血液中心的責任，也是其證明自己無過錯的途徑。
本案在法庭調查過程中，醫院提供了血液申請單據、輸血記錄、一次性輸液器具進貨單據、輸液前后患者的化驗單等書面證據，均證明其在診療過程中無過錯，原告的損害結果并非其診療行為造成。故法院判令其不承擔賠償責任。
而血液中心盡管辯稱其采血過程是嚴格按照操作規程進行的，對獻血者也按規定化驗了包括丙肝感染在內的各項指標，不存在過錯。但是卻未能提供該輸入血液的相關檔案及獻血者的資料，因此證明不了血液合格。此外，血液中心也無法證明原告在輸血前就患有甲肝，或手術后因其他原因感染丙肝，因此判令其承擔賠償責任。
在本案中，還涉及賠償數目的問題。由于目前對丙肝的治療還無特殊方法，仍以提高自身免疫力為主，其后期治療費用無法估計。法院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一次性賠付的原則，在對今后治療費用進行粗略估算后判令血液中心賠付二十萬元。但相對于患者今后的治療及其生命健康權所遭受的損害而言，或許賠付還是遠遠不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