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人拒絕作證權，是現代法治國家對證人作證義務的一項法定免除，是指特定范圍的證人，基于其特定的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絕承擔證明責任的權利，或者免除其作證義務的權利。 兩大法系國家對該項權利的規定有所不同。大陸法系國家關于證言拒絕權的內涵是指負有作證義務的證人被法院要求提供證言時，基于法律規定對此加以拒絕的公法上的抗辯權。 ① 英美法系國家類似于大陸法系國家的證言拒絕權則被稱為證人的特權。
一、拒證權的范圍
拒證權設置的主要目的，在于協調、平衡查明案情的需要與特定的權益或社會關系之間的矛盾與張力。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由于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文化價值理念不同，法律對各種利益的評價與取舍也存在差異，因而各自所確定的拒證權的范圍也不相同。但就總體而言，大都包括下列四個方面：
1、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當對于某些問題的回答將會對證人或證人的有關親屬引起不名譽或使其因犯罪或違警行為而有受追訴的危險時，該證人有權拒絕作證。 ② 聯合國大會 1966 年通過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3款亦規定“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
2 、因夫妻關系、親屬關系而享有拒絕作證權。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當證人作證，其后果會造成對證人的配偶、四等親內的血親或三等親內的姻親或與證人曾有此等親屬關系的人，以及證人的監護人或受證人監護的人帶來不利益時，證人有權拒絕作證。 ③
3 、職業秘密特權。即從事某些特定職業的人因業務上受委托而掌握的事實與他人的秘密有關時有權拒絕作證。具體包括：（1）醫生—病人。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97條規定，現任醫師、藥劑師、助產士或曾任此等職務的人因在職務上所獲知的應當守密的事實受到訊問時, 可拒絕作證。 ④ （2）律師—當事人。如加拿大證據法規定：對因職業關系而獲得的應當受到保密的事項以及律師與委托人之間的保密事項, 證人享有拒絕作證權。（3）其他類型的職業秘密特權, 如宗教職業者。
4、公務特免權。指如果公職人員所知曉的案件情況或所掌管的案件資料屬于公務秘密, 若泄露這一秘密會招致公共利益的損害, 則該公職人員享有免予作證的權利。
二、我國目前設立拒證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盡管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立法都確定了證人拒絕作證制度, 而且在我國古代至民國初年的法律制度中也都存在著以容隱制度為核心的證人拒證權的規定, 我國現行法卻并未對證人拒證權作出規定，這不能不說是立法上的一大缺憾。筆者認為, 通過立法賦予證人拒證權, 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 證人拒證權制度有其合理的理論基礎。該制度的確立是社會對各種制度進行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西方國家之所以普遍采用證人特權制度, 其理論基礎就在于通過該制度保護隱藏于規則背后的特定社會關系。維系社會共同體的社會制度結構是多元的, 一般情況下, 某一領域具體社會制度的實施不應以對其他領域社會關系的破壞為代價，當不同制度所維系的社會關系產生沖突時, 制度設計的價值取向應當追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效果。正如美國學者華爾茲所言:“社會期望通過保守秘密來促進某種關系, 社會極度重視某些關系, 寧愿為捍衛保守秘密的性質, 甚至不惜失去與案件結局關系重大的情報。” ⑤
其次, 證人特權制度是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當然，這主要是針對夫妻、親屬之間的拒證權而言的。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倫理文化的發達與法治文化的衰微。在情法關系上，宗法倫理始終居于主導地位，法律制度只是維護這種宗法倫理關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這樣的觀念背景下，親親相隱、親不為證的訴訟制度在我國古代延續不衰，成為我國法律文化的一大傳統。該傳統將某些個案的利益讓位于保護家庭、親屬關系的穩定與和諧，避免了將無辜的犯罪人或被告人家屬逼上要么違心作證、要么違法作證的兩難困境，體現了法律的文明和人道精神。盡管建國后，國家意志集體利益至上，個體利益個人情感應讓位于集體利益的觀念一度成為輿論導向，但一個民族幾千年形成的重視親情倫理的傳統可以說已滲入每個民族成員的靈魂，是不可能一朝清除的。在這種背景下，合理利用本土法治資源，繼承和發揚傳統法律文化，規定夫妻、親屬之間的證言拒絕權，對于減少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的分裂，消解可能因此而導致的社會關系的緊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再次，規定證言拒絕權符合運用證據的內在規律, 具體地說，是基于證人證言的可靠性即證明力的考慮。證據的采信價值取決于證據的證明力，證據的證明力又決定于證據的某些屬性。一般情況下，對言詞證據的采納與運用需將作證主體的身份作為一個重要的考察因素。當證人與案件沒有任何利害關系，作為純粹中立的第三人提供證言時，其證言的采信價值最高。一旦證人與案件有某種利害關系，或者證人本身從事的職業具有保密的內在要求，那么，這些人即使迫于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提供了證言，其證言的可靠性也勢必大打折扣。正如約翰·迪金森所說，“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一個具有一般的確定性規則的制度，我們還需要該制度中的規則是以正義為基礎的，換言之，是以對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為基礎的。否則，這個制度就會不可行; 而且由于它違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斷傾向和標準，所以它會不斷地被人們所違反，進而它不可能提供準確性，而這種準確性則正是該制度存在的理由。”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立法增設證人的證言拒絕權，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可行性。
三、拒證權立法的初步構想
為了有效地改變證人權利、義務失衡的現象，調動證人作證的積極性，使證人證言制度在我國的民事訴訟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應當在立法上對證人權利保護制度進行補充和完善，其中很重要的一項舉措應是增設關于證人拒證權的規定。根據國外立法經驗以及我國的國情，即我們的案件審理能力、文化歷史傳統、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狀況等因素，可以就以下情形設置特權規則:
1 、因夫妻關系、親屬關系而使證人享有免除承擔作證義務的特權。關于親屬關系的范圍，可限于與證人有直系姻親，或三等親內的旁系血親或二等親內的旁系姻親。
2 、因職業上負有保密義務而使證人享有免證權。這里的“職業”應限于律師、醫生、宗教士。
3 、因掌握國家秘密或為法律上所確認、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秘密而使該證人享有拒證權。
參考書目：
① 劉榮軍《論證人的證言拒絕權》，載于 《法學》，1995 年第5期
② 謝懷軾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 (M)，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 頁
③ 白綠鉉譯《日本新民事訴訟法》（Z）,法 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
④ 白綠鉉譯《日本新民事訴訟法》（Z）,法 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
⑤ 喬恩.R.華爾茲（美）《刑事證據大全》 （中譯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3年版，第283頁
⑥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Supremacy of Law Cambridge Mass 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