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并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于9月9日發動。在進攻長沙受挫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決定到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后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2月11日，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退出廣州的起義軍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參加革命斗爭，一部分到廣西左、右江一帶同農民起義軍匯合。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除了這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外，黨還先后領導了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陜西等地區的武裝起義。到1928年初，黨先后發動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一部分很快地失敗了。它們的失敗證明:在中國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大多活動在位于數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偏僻農村地區，這就為后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盡管這時黨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革命形勢依然處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沒有認清形勢。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這次會議后，一些地區盲目暴動帶來的慘痛失敗，使中共中央冷靜下來重新考慮問題。1928年4月，中央臨時政治局發出通告，承認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至此，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為什么革命處在低潮而黨內卻會出現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呢?這是因為中共中央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對敵人野蠻屠殺的滿腔憤恨和復仇渴望，像一團烈火燃燒在許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們容易產生一種近乎拼命的沖動，并把一部分先進分子的認識水平誤看成是廣大群眾的認識水平。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在各地武裝起義蜂起的時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放在城市。實際上，從外國搬來的城市中心論是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在如何認識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這里后，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的破裂的時機，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剿，并全力進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有了初步基礎。
朱德、陳毅率部分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當地農民舉行湘南起義后，向井岡山轉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澤東率領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在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邊界蘇維埃政府后，紅四軍接連擊破國民黨軍隊的三次會剿，井岡山根據地得到發展和鞏固。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平江舉行起義，組成紅軍第五軍，12月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
根據地的武裝斗爭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的初始階段，主要任務是發動農民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工作只在個別地區試行。隨著根據地的逐步穩定，1928年5月至7月，在邊界各縣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紅軍中有人對于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回答了這個問題。決議指出，由于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以至連續不斷的戰爭。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種條件堅持下來并得到發展。只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革命形勢，有很好的黨并制定正確的政策，有很好的群眾，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和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紅色政權就能夠存在和發展。
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代表著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以及在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的成功實踐，不僅為各地起義部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