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紅軍反圍剿的勝利
為了認真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革命斗爭的路線和任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84人。大會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在一系列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大會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形勢是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目前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盡管六大存在著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于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以及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缺乏必要的認識等缺點，但大會決議傳達貫徹后，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革命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黨的六大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查委員會。會后，六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并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李立三等三人為常委會候補委員。由于片面強調領導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義，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他雖被選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但實際上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黨的六大后的兩年間，出現革命走向復興的局面。大革命失敗后似乎已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的斗爭，又重新壯大起來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黨的建設，黨的組織有了較大發展。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召開時，黨員已達到6.9萬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萬多人。1930年底，黨在全國17個省恢復了省委和許多特委、市委、縣委的組織。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創造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中共中央在實際工作中強調必須切實地深入群眾，從下層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黨的干部要做到職業化和社會化，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到1929年底，全國赤色工會會員及其影響下的工人群眾，共有近四萬人。農民抗租、抗糧、抗稅的斗爭，城市貧民反對苛捐雜稅的斗爭，以及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等，也都有所發展。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強了對特科工作的領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特科在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叛徒、搜集情報、配合紅軍和根據地的斗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強了對各地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領導。這個時期，重要的根據地有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各根據地的黨組織抓住軍閥混戰的時機，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開展游擊戰爭，使紅軍和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開辟的贛南閩西根據地。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后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并向閩西發展。贛西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地方武裝有很大發展。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共有兩萬余人，成為紅軍中戰斗力最強的部隊之一。8月，紅一軍團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
毛澤東在領導紅軍創建根據地的過程中，自覺地把黨領導的農民戰爭同舊式農民戰爭嚴格加以區別。在井岡山時期，他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指出: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發生錯誤的。
為了解決在農村環境中保持黨和紅軍的先進性的問題，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多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案。它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決議案總結創建紅軍和農村根據地以來的經驗教訓，著重強調加強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黨和軍隊的建設。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在農村環境中，在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會議選出紅四軍新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
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內，土地革命有很大發展。1929年4月，毛澤東主持制定江西興國縣《土地法》。次年春，興國等縣全面展開分田運動。毛澤東總結井岡山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以來的經驗，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則。在實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貧苦農民向著封建土地制度猛烈開火這個事實，使廣大農民迅速分清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紅軍進行革命戰爭、保衛和建設根據地的積極性。
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經過艱苦的斗爭，到1930年夏，全國已有十幾塊農村根據地，紅軍發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10萬人。經過艱苦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懂得，農村根據地已成為積蓄和鍛煉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戰略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