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成普法丨對河南“狗咬人”事件和湖北女子跳樓事件的評析

巧合的是，在上述兩起惡性事件中，犬主人都是老年人，因而在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從立法方面規范老年人養犬行為”的聲音。但是，筆者認為：首先，關于老年人養犬存在哪些問題，尚缺乏權威的統計數據和充分的研究，故而還不能將事件的發生歸咎于老年人養犬；其次，關于養犬方面的立法已經比較完善，例如新修訂的《動物防疫法》對佩戴犬牌、遛狗栓繩及其法律責任作出明確規定，而且我國很多省市出臺了地方性法規或者地方政府規章，嚴格規范養犬行為，明確規定懲罰措施。上述兩起惡性事件屬于小概率的極端案例，尚不能歸因于老年人養犬方面的立法存在問題。

之所以出現上述兩起惡性事件，癥結是在執法方面，具體表現是：

第一，有關執法部門執法不力。《武漢市物業管理條例》已經對業主文明養犬的行為、違規責任以及追責主體作出了明文規定，但在武漢女子跳樓事件中，有關執法部門并未針對涉事養犬業主的違規行為給予嚴格處罰，最終導致事件愈演愈烈，發生慘烈后果。在安陽“狗咬人”事件中，涉事犬種為巨型貴賓犬，法律禁止在城市中飼養，但有關執法部門在事前和事后執法過程中均存在明顯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問題。

 第二，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落實不到位。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糾紛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因此，化解糾紛不僅需要訴訟、仲裁的方式，也需要各種形式的調解。但在這兩起惡性事件中，派出所、街道辦、居委會、物業公司等并沒有在糾紛解決中發揮應有作用，對于養犬業主的種種惡劣行徑聽之任之，對于受害者的投訴求助推諉逃避，導致事件持續發酵，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