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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普陀法院為解決執行難問題而推出的懸賞執行措施引起了廣泛關注。懸賞執行以懸賞的方式鼓勵人們提供被執行人及其財產的狀況或線索，意在解決被執行人惡意逃避執行而造成的執行難問題。
懸賞執行在上海的部分地區實施，使相當數量逃避執行的被執行人浮出水面，也使法院掌握了相當數量的財產線索，不少難以執行的案件亦因此得以順利執行。懸賞賞金均由申請執行人負擔，數額在被執行標的額的5％－10％。
一、懸賞執行的法理解析合法性問題
目前，關于懸賞執行的爭議焦點在于賞金最終應由誰負擔：申請執行人、法院還是被執行人？但是，這并不是懸賞執行的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討論懸賞執行，首先應討論的是其合法性，即懸賞執行是否與現行法律沖突或是否符合現行法律。
懸賞執行的懸賞是一種懸賞廣告。一般認為，懸賞廣告是向不特定的人發出的要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第三十五頁）因此，懸賞執行中的懸賞廣告，屬于合同法的范疇，應當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保護，因而是合法的。進而言之，即使有人不認同前文一般認為中的觀點，即認為懸賞廣告不是要約，因為它不違反現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也推不出它不具有合法性的結論。
二、懸賞執行的地域限制可行性問題
上海普陀法院嘗試懸賞執行，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但懸賞執行的可行性仍然是一個問題，而且是最重要的問題。在上海可行的辦法，在非上海地區未必可行。懸賞執行中提供被執行人財產狀況或線索者（以下簡稱提供線索者）安全程度和賞金數額，決定著知情者向法院提供線索的機率。而提供線索者安全程度，眾所周知，不僅與社會開放程度、法制環境和保密措施有關，還與法院涉密人員素質有關，因此表現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和時間性特征，恰足以順理成章地推出如下看似人人盡知的命題：懸賞執行在特定地區或時期不具有可行性。反過來說，懸賞執行行不通，除了賞金數額因素外，與提供線索者的安全保障存在較大關聯。排除安全方面的障礙，賞金數額和提供線索的機率應當顯示出確定的正向相關特性。總而言之，懸賞執行的可行性應在不脫離具體環境的條件下去討論。橘生淮南為橘，生淮北則為枳，懸賞執行也有自己的氣候條件。懸賞執行在今天的上海可行，而同樣的懸賞執行在明天的上海有可能不可行，這種懸賞執行有著先天的缺陷（這一點在下文論及）。因此，懸賞執行的可行性顯得非常復雜。
三、懸賞執行中賞金負擔主體的經濟學博奕
理論上，懸賞執行的賞金的負擔者可以是申請執行人、法院、被執行人任何一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申請執行人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或線索。提供線索者向申請執行人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和線索，等于給申請執行人提供了幫助，因此申請執行人有義務支付賞金。但是，由申請執行人最終負擔賞金，使據以執行的法律文書在財產意義上縮水，而且這種縮水不因申請執行人的行為產生卻由申請執行人承擔其不利后果，有失公平。并且，因為賞金不由人民法院最終負擔而導致的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內驅力減弱，有可能致使更多案件出現本不該有的執行難，進而使更多申請執行人遭受更大的損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規定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以及刑事判決、裁定中的財產部分，由第一審人民法院執行。簡言之，執行是人民法院的工作，而且人民法院在執行中有權向被執行人、有關機關、企業事業單位或公民個人，調查了解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規定》第二十八條第二款）為查明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和履行義務能力，可以傳喚被執行人或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到人民法院接受詢問。（《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被執行人拒絕人民法院的要求提供其有關財產狀況的證據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的規定進行搜查。（《規定》第三十條）人民法院在執行中因此可以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但是，執行難仍是不爭的現實問題。執行受阻，不但浪費法院人力資源，也使法院的判決淪為法律白條，降低了法院威信。提供確實可靠的財產狀況或線索，等于給人民法院執行工作帶來了便利，使人民法院節約了司法成本，因此，人民法院最終負擔賞金，也是合理的。也應看到，人民法院最終負擔賞金，極有可能使其因為不堪重負而減少賞金數額或懸賞執行案件的數量，甚至可能使懸賞執行的啟動程序演變成司法腐敗的一個源頭。
在申請執行人、人民法院和被執行人的三方博奕中，單純考慮前二者而忽視被執行人的思路，由上文可知無法求出這個博奕的具有積極社會效益的解。執行難局面的形成和懸賞廣告的產生，根本原因在于被執行人為求一己之利而惡意逃避執行，增加其逃避執行的成本。將懸賞執行中賞金作為逃避執行者的成本，是申請執行人、人民法院和被執行人這三方博奕中最具積極社會效益的解。由于申請執行人和人民法院在執行程序中目的一致，而且法院負擔賞金缺乏制度上的支持，三方博奕可以簡化為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的雙方博奕。
依現有法律對逃避執行者的責任設定而言，《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對判決、裁定和其它法律文書指定的行為，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或者委托單位或其他人完成，費用由被執行人承擔。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的，應當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支付遲延履行金。因此被執行人惡意逃債的代價是沉重的。但是，申請執行人付出的代價也會非常沉重，甚至常常更加沉重：法人會變更或破產，自然人會死亡；即使這些情況排除在外，申請執行人向法院提供被執行人財產狀況或線索的成本很高，被執行人逃避越成功，被執行人財產越晚被執行，申請執行人付出的成本就越高，而且這些成本中很多并不能依法律之規定而直接由被執行人負擔。在被執行人和申請執行人的雙方博奕中，從理論上推定，若新發生的費用不能完全由被執行人負擔而只是僅僅由被執行人負擔其中的一部分，當被執行人拖到一定時候而且一定會有這個時刻申請執行人的損失會抵消其在順利執行后的收益，即其總收益為零。超過這個臨界點，申請執行人的總收益為負值，且其絕對值在隨時間不斷變大。理性的申請執行人都會正視這一點，因為這個理論上的推定恰恰是一個冷酷的現實，而且更為不利的是順利執行僅僅是申請執行人一廂情愿的假設。由此可以看出，在申請執行人和被申請執行人的博奕中，逃避執行是被執行人的嚴格占優戰略，也就是說被執行人最好的選擇是逃避執行。被執行人傾向于一直選擇逃避執行，因為一個參與人如有可能總是選取一個嚴格占優戰略并且總是不選取任何嚴格劣戰略。這是所有博奕理論中最強的概念（《法律的博奕分析》第七頁）。申請執行人的占優戰略是盡快執行，因此，申請執行人傾向于懸賞執行是顯而易見的，即使賞金最終由申請執行人自己負擔。
但是，被執行人會因此更加堅持自己逃避執行的戰略并使執行更難。在賞金最終由申請執行人負擔的情況下，因為只要認識到發現執行線索足夠困難，申請執行人就必然增加賞金，這也就增加了申請執行人的成本，使其更快達到前文所說的收益為零的臨界點。這就是賞金不能最終由申請執行人承擔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賞金由申請執行人承擔，從本質上說，只能使執行更難。
四、賞金的最終承擔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基本思路
賞金只能最終由被執行人承擔。這樣，賞金越高，被執行人成本越高；而申請執行人則不承擔由此帶來的一切成本，卻可以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盡早獲得執行。申請執行人盡可以提高賞金，賞金兌現在執行之后，而執行后又由被執行人承擔。我們可以假設，申請執行人并不因賞金過高而有損失，賞金就會無限制提高。但是，被執行人的履行能力不是沒有極限的，在首先支付過高的賞金后被執行人的履行能力必然相應削弱，客觀上拖延了執行，這又增加了申請執行人的成本和不能完全執行的風險。因此，賞金由被執行人負擔也不會使理性的無惡意的申請執行人盲目提高賞金。當賞金不斷增加時，被執行人逃避執行而獲得的收益會在一個點上被完全抵消，超過這個點，被執行人的總收益為負值，且其絕對值隨時間不斷變大。簡言之，假設只有物質利益的損失，賞金足夠高使預期損失足夠大時，理性的被執行人必然會盡早誠實地履行義務。
上述討論中，所言被執行人的損失并不包括例如上海普陀法院公布被執行人名單而給他們造成的聲譽的損失。對聲譽價值的認識，具有較強的時代性特征、濃烈的地方性色彩，也具有顯著的個體性差異----也就是說，聲譽這個因素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被忽略不計。被執行人逃避執行作為其嚴格占優戰略的假設條件是被執行人沒有聲譽損失或被執行人認為自己的聲譽在現實中不會受損失或其聲譽損失相對不重要；而這樣的假設條件，在文檔管理制度和公用資訊的社會開放程度不理想的今天，不幸正令人痛心地現實地存在著。法院公布逃避執行的被執行人名單，是使被執行人聲譽受損的方法之一，但仍不足以使所有類型的被執行人在現實中真正遭受到相對逃避執行而獲得的收益而言更大的聲譽損失，因此，法院公布名單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并不妨礙推廣懸賞執行并由被執行人負擔賞金的主張及其理由的成立。
這樣，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解決執行難問題，基本的思路是增加被執行人逃避執行的損失。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懸賞執行具有合法性，我們可以創造條件使懸賞執行更具可行性；而只有讓被執行人最終負擔懸賞執行的賞金支出，才能讓懸賞執行現實地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從源頭上削弱執行難的內在張力。
呂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