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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北京青年報》2000年11月28日第19版[法情錄播]
你戴著王冠而來，你握著正義的寶劍而來，律師，神圣之門又是地獄之門，但你視一切險阻誘惑為無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觀事實才是最高的權威。
胡喬木
采訪人：本報記者 劉慎良
被采訪人：岳成
時間：10月31日
地點：岳成律師事務所
新聞背景：今年，我國律師制度恢復已進入第21個年頭。21年來，隨著我國法制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運用法律手段調整社會關系的理念越來越成為人們的主導意識，律師工作已擴展到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截至1999年，我國已有律師11萬多人。
律師作為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職業人員，既是法律建設的積極推動力，也是法律武器實現其強制力之前、用以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制約性的緩沖力，這兩種力量的發揮，不僅會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會加深百姓對司法公正的希望與信任。
要向當事人講清楚，對了，對在哪兒？錯了，錯在哪兒
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這輩子可能就碰到一個官司，不會像律師那樣對法律條文了如指掌。有些人對法律理解得不清楚，卻認為自己有理，受到周圍人的慫恿，更相信真理在握，加上某些辦案人不細致和不準確的解釋，他們自然認為辦案人偏袒某一方，不講道理等等。
有個案子很簡單，很有代表性。三個男孩子把一個女孩子堵在了一間房子里，不讓她出門，圖謀不軌（均為初中生）。她情急之下，從三樓陽臺往二樓爬，一失手掉到地面摔死了。三名男學生分別被判刑，最重的判了十年。
她父親對法院判決不服，從當地法院、中院、高院直到最高院，所有該找的機關都找到了，也沒有如他所愿。1996年他找到司法部，有關同志告訴他，黑龍江省有個岳成，是全國十佳律師，你去找他吧。這樣，他找我來了。
據他講，他前后花了6年時間，工作找沒了，家境拮據，生活一團糟。我從事實和法律的角度告訴他，這么做不對。對方有不軌企圖，但沒有實施；他們為此付出了代價，最重的判了10年，都是孩子呀。再說你女兒之死并不是他們親手推下去的。
他說很多人都支持我再告，我說支持你的人不對。他們支持出于同情，同情和支持是兩個概念。法院判得沒錯，你不要再找了。這么做對你個人沒有任何好處。一，一家法院判錯有可能，那么多法院不可能都判錯。二，法院沒判錯，你想改是改不過來的。三，不能說姑娘死了就白死了，沒有白死，三個男孩已經付出了代價。最后他說，謝謝岳律師，怎么沒遇到一個人像你這樣給我潑冷水呢，如果有，我也不可能走到這一步。
我往往總想說明白，問題在于辦案人員對當事人沒講清楚，如果對方錯了，錯在哪兒；對了，對在哪兒；對方可能就清楚了。有些人做事情偏激，在他們眼里，法院判決沒達到我的預期目的，就是不公，需要潑一瓢冷水，讓他清醒清醒。
律師作為代理人要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我從1980年開始當律師，當時在黑龍江海倫縣城。那時有地位的人很少打官司，出了問題通過其他渠道解決。到法院打官司告狀的大部分都是老百姓，打一場官司不容易，有了很多次出庭經歷，我發現律師責任重大。道理很簡單，不管多大的事情，在律師面前就是官司，但是不管多小的官司，在當事人眼里都是大事情。
每個人都有進醫院看病的經歷。不管病多輕，只要進醫院就感到病重，如果醫生不負責任，心情會更加沉重。我有這種體驗，所以由己推人。我對所里的律師說，對當事人的案子，要像給自己辦案子那樣負責，你才可能當個好律師。
當事人可能不信法官的話，不信辦案人的話，但他會相信律師的話。律師作為代理人要根據事實和法律，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有不少人向我反映，岳律師，我請的律師被對方拉過去了，我請的律師他不向著我。我不理解，永遠不該有這樣的律師。一個律師應該是這樣，他代表甲方打官司，在法庭上，不管甲方乙方都認為他的水平高，佩服他的人品，以后有事才會找你。要百分之百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能三心二意。
合伙制律師事務所都要追求經濟利益，案源多少，辦案多少直接影響律師收入。有些官司勝訴可能性很小，或者根本沒有希望，律師為了拿到人家的代理費，挑詞架訟就不對。這樣對當事人不利，把人家的火挑起來，又打不贏。當事人的錢花了，精力浪費了，又造成了感情上的傷害；同時加大法院成本，對國家也沒有好處。如果打不贏，就要告訴當事人不能勝訴，當事人非要打，那是另外的問題。因為賣棺材，就希望多死人的想法絕對要不得。
順情說好話不可以！從事信訪和辦案工作的人不能這樣，律師更不能這樣。
律師要拍著良心說話，不能亂來
不能受訟的就是不能受訟。1998年有一個案子，山西陽泉有個農民企業家，在當地非常出名，從陽泉開車來到北京，點名要見我。他說要打500萬元的官司，要告當地縣政府，他說他是慕名來的。我是從農村干出來的，在山西很有名，和省領導很熟。現在縣里的稅務部門要罰我的款，我咨詢了很多律師，他們都贊成我打官司。
了解了整個案情，我認為不該打。當時他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稅務部門也沒確定如何處罰，他就說罰款給我造成損失了。我告訴他，你哪些地方做得不對，稅務部門什么方面做得過火，所以你不該打。他說見了這么多律師，岳律師就你不同意我打。
他問我，500萬元官司打起來，代理費是多少？我說10多萬元吧。他說，我不打這官司，你不就把這錢丟了嗎？我回答，你從山西陽泉到這里咨詢，我應該給你出個我認為正確的意見，當然了，采納不采納，大主意還是你拿。他非常感動，他說我有車，給你留一輛？我沒要。他要給我咨詢費，我不收。我告訴他，我當了這么多年律師，沒收過咨詢費。如果你是向所里的其他律師咨詢，他們是要收咨詢費的。
我說過這樣的話，律師收人家的錢，收的是人家難中之錢；人家有事才找你呀，你要拍著良心說話。這是個職業道德。
輪到自己打官司，滋味不好受。我是律師，告我的當事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我支持別人打官司，可是輪到自己打官司，滋味不好受。我們給黑龍江一個外貿公司做法律顧問，前后5年，他們拖欠了40萬代理費，怎樣協商都沒有結果，最后才走上法庭。
全體律師討論了好幾次，意見一致打。惟獨我，感覺難到相當程度了。打這個官司，絕對有理，為什么不想打？還是有顧慮。一直拖了2年，再不打就沒有時效了，還沒有下定決心，我告訴黑龍江分所，你們看著辦。
我是律師，告我的當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與對方關系很好，又是當事人；別人怎么想，怎么看我？岳成到北京了，回過頭告自己的當事人，絕對苦惱。有時候想，不打了，40萬就40萬。雖然這個官司最后打贏了，我并不覺得愉快，這就是情與理的沖突。有了親身經歷，現在特別能理解當事人不想打官司的心情了。
出了事情找律師為人們普遍接受，而出事之前就有私人律師，卻比什么都重要
改革開放以后，法律建設非常迅速。不光是老百姓，包括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的法律意識都在提高，加入WTO后，我們的法制建設會有更大發展。經濟進入全球一體化，我們的法律會逐漸納入全世界的法制軌道。
我想提醒準備打官司的人，第一，憑感覺辦事不可以。比如以前是人不死債不爛，因為沒有訴訟時效的限制。1987年1月1日，民法通則施行了，就有了訴訟時效。過去是父債子還，現在這個理兒也講不通了。如果兒子沒繼承老子財產，就可以不還。
第二，不要找毫不相干的人。要走前門不要走后門。尤其是刑事案件，社會上曾流傳，案子一進門，雙方都托人。為什么后門觀念這么嚴重？特權思想也影響著老百姓。敢收錢的人往往說了不算，說了算的人輕易不敢承諾。走后門的結果經常是錢打水漂了，事也沒辦成。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全社會都要走前門。
我們應該提倡這種做法，就像有病了要去找醫生，有了官司要找律師去咨詢。或者打個電話咨詢，或者去律師事務所，絕沒有壞處。律師與你沒有利害沖突，他會站在專家角度為你出謀劃策。
在國外，私人律師和私人醫生非常普遍，這是對的，應該被視為一種時尚，它是社會發展的標志。出了事情必找律師，出事之前就有私人律師，比什么都重要。
聘請私人律師有兩個好處，一是方便，有了問題，可以隨時同自己的律師聯系。二是經濟，交一定的服務費，當事人和親屬即可得到全方位的服務。如遇有訴訟，仲裁或重大的非訴訟事務，還有一定的優惠。何樂而不為？
有人說，打官司就是打關系，但我還是強調，打官司是打事實打證據
在法制社會，如果人人計較個人得失，就會對社會形成有力監督。如果群眾對執法人員、對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對經營者都瞪大了眼睛，出了一點差錯都不客氣地指出來，就會使他們形成一個好習慣：為當事人負責，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人人都忍耐著，見怪不怪，就會助長某些人的錯誤做法。
自覺往往出于強迫。比如闖紅燈，任何人都不可以，但有人不執行，或者與交警有特殊關系，或者是特殊車輛，或者是特殊人物，影響非常不好，其惡果就是不少人爭相仿效，這樣不行。
執法當中必須公正。對執法者嚴格要求，對枉法者不能姑息。辦案人員代表國家，絕不能在辦案當中謀取自己不正當的利益。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決則是毀壞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在這種環境下，作為十佳律師，我感到責任重大。1996年我來到北京，一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到現在也這樣。十佳律師都是選出來的，如果我做得不好，人家會說要么是選舉失敗，要么是這些律師都不行。我不能讓別人指著我的后背說，十佳律師也就這個樣子，不是十佳律師又什么樣？我應該比其他律師更謙虛，更優秀，更有責任。
1993年律師事務所成立的時候，我說過，不說其他律師的壞話，不說其他律師事務所的壞話。我相信，任何一個人的成功，最后不能不歸結為人品，這才是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