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遺囑后果不同

　　【摘要】本文所涉及兩起案件曾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第一起蘇某遺產繼承案，歷經20年多次審理終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認定口頭遺囑無效，第二起富豪袁寶璟遺產繼承案中，袁寶璟被行刑前的遺言被認定為口頭遺囑。同為因口頭遺囑引起的繼承糾紛案件，最后的判決結果卻截然相反。
　　由此，并非被繼承人所有的遺言都能作為口頭遺囑看待。我國《繼承法》上所規定的口頭遺囑繼承形式，雖然有簡便易行的優點，但同時由于沒有固定的證據形式，完全依賴于見證人的表述，容易發生改變，實踐中極易引起爭議。因此，各國法院在承認口頭遺囑效力的同時，也都對它的適用規定了一定的限制條件。通過對這兩起案例的分析，筆者期待我國的口頭遺囑制度能夠通過未來《中國民法典》的制定，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加以完善。
　　案例一：蘇某遺產繼承案（新聞來源：浙江法制報2009年6月1日）
　　蘇某是浙江臺州的一名普通工人，在該市黃巖區有一間祖傳房屋。1988年一天上午，蘇某讓他的弟弟通知蘇林、蘇雨（蘇的兒女）回家來，他要寫遺囑把房子留給他們。不料，中午時分，臥病在床的蘇某不慎將煙蒂引燃了床鋪，自己被煙火熏嗆而死。
　　蘇某死后，他的父親以其本人及妻子、蘇林、蘇雨4個人的名義對西街的房屋進行了房產登記，并于1997年取得了房屋所有權證。
　　2003年，蘇某的父母去世，生前均立下公證遺囑稱死后遺產歸蘇某的妹妹蘇麗繼承。2004年4月，蘇林、蘇雨向法院起訴，請求根據蘇某當年的口頭遺囑，確認房屋的所有權僅歸他們兩人所有。
　　而蘇麗則辯稱，蘇某是在患病期間，煙蒂引燃床上用品致死，不存在危急時刻立下口頭遺囑，蘇某的房產理應按法定繼承辦理，按其父母留下的公證遺囑，她擁有該房屋的部分產權。
　　經多次審理，2006年11月，二審法院審理后判決確認蘇某所立口頭遺囑有效。
　　二審判決后，蘇麗向黃巖區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承辦檢察官認為，由于蘇某是因發生意外煙火熏嗆而死，作出意思表示時無法預見到將處于危險之中，因此僅憑蘇某交待有關事宜后過了四個小時即去世這一事實，不能得出蘇某當時處于危急情況下的結論，因此不能將其囑托視為口頭遺囑。
　　2007年3月，黃巖區檢察院就該案建議臺州市檢察院提請省檢察院向省高級人民法院抗訴。2008年7月，省檢察院提出了抗訴。近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提審，經審理后認為檢察機關抗訴有理，遂作出判決駁回了蘇林、蘇雨的訴訟請求。
　　案例二：袁寶璟遺產繼承案（新聞來源：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8日，北京晚報）
　　億萬富豪袁寶璟雇兇殺人案曾經轟動一時，他于2007年3月17日被法院執行死刑。圍繞著袁寶璟行刑前的一句遺言，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小翔（化名）和他的遺孀、著名藏族表演藝術家卓瑪又打了一場遺產繼承官司。
　　袁寶璟與前妻離婚后，他們的孩子小翔一直和母親共同生活。袁寶璟則于1999年和卓瑪重新組成了家庭。
　　小翔在訴狀里稱：袁寶璟生前在東城區購買了兩套住房，房子登記在袁寶璟和小翔名下。袁寶璟死后，現在房產由卓瑪占有，雙方經協商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因此要求繼承父親的上述價值上千萬的房產。
　　法院向袁寶璟的哥哥及看押袁寶璟的法警做了調查，在被執行死刑前，袁寶璟會見親屬時，袁寶璟對其哥哥、妹妹表示：財產都給卓瑪，你們就聽卓瑪安排吧。卓瑪認為這句話是袁寶璟的口頭遺囑，說明他將卓瑪指定為惟一遺產繼承人，排除了其他繼承人的遺產繼承權。對于卓瑪的答辯，原告認為口頭遺囑不成立，因為袁寶璟的大哥和妹妹作為第二順序繼承人，系有利害關系的人，無權作為口頭遺囑的證明人。
　　法院根據查明的事實認定，袁寶璟在即將被執行死刑前夕，在家屬會見時就自己的財產處分問題對家屬進行了明確交代。袁寶璟在一個非常特別的狀況下對自己的財產進行了明確處分，應認定他已訂立了口頭遺囑，該口頭遺囑符合我國繼承法的相關規定，應視為合法、有效。
　　對于袁寶璟的哥哥和妹妹能否作為遺囑見證人的問題，法院認為，袁寶璟的大哥和妹妹雖系親屬，仍可作為遺囑見證人，因為兩人與本案原被告的兩個孩子均系親姑侄及親叔侄關系。而且在卓瑪等人作為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不放棄繼承的情況下，袁寶璟的大哥和妹妹作為第二順序繼承人并非必然屬于利害關系人而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此外，家屬之外的法官、法警等人均在場見證了家屬會見及會見內容的情況，最終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兩個案件都是因口頭遺囑引起的繼承糾紛案件，可是最后的判決結果卻截然相反。可見，并非被繼承人所有的遺言都能作為口頭遺囑看待。口頭遺囑雖然有簡便易行的優點，但同時由于沒有固定的證據形式，完全依賴于見證人的表述，容易發生改變，因此，各國法院在承認口頭遺囑的同時，也都對它的適用規定了一定的限制條件。
　　一、口頭遺囑的法律構成要件遺囑是立遺囑人表達自己處分其財產的方式，反映了立遺囑人的主觀意愿，同時也會影響到法定繼承人對遺產的繼承。為防止產生糾紛，各國的繼承法都對遺囑的形式做了明確的規定。依據我國《繼承法》第十七條的規定，遺囑的法定形式有五種：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這五種遺囑形式的效力是不同的，公證遺囑的效力最高，在沒有公證遺囑的情況下，以遺囑人最后所立遺囑為準。
　　我國繼承法第十七條第五款規定：遺囑人在危急情況下，可以立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危急情況解除后，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者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
　　從該條規定可以看出，口頭遺囑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遺囑人處于危急情況，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設立遺囑。哪些情況屬于危急情況呢？
　　一般來說，是指遺囑人生命垂危、身處戰爭中、突發疾病或發生意外傷害等，因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沒有時間和條件設立其他形式遺囑的情況。
　　2、遺囑人對于危急情況的存在是明知的。
　　只有明確認識到危急情況給自己的生命造成了巨大危險，如不及時立下遺囑，遺囑人有可能再沒有機會對自己的財產做出處分。在這種認識下，遺囑人才會有設立遺囑處分自己身后財產的主觀意愿。
　　3、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的見證人在場見證。因為口頭遺囑完全憑借見證人的轉述，其證明的真偽直接關系著遺囑的效力，關系到對遺囑人遺產的處置，因此，見證人必須是能夠客觀公正的證明遺囑真實性的人。如果見證人和被繼承人有利害關系，其有可能受利益驅動做不真實的證明。
　　二、兩個案例的深度分析就第一個案例而言，首先，蘇某留遺言時并非身處危急情況之下。在蘇某告知他的弟弟通知子女回來，準備將房屋寫給他們時，火災尚未發生，蘇某也不可能預知到將會發生火災，他雖然臥病在床，但身體情況也并非生命垂危或者突發疾病，也就是說他不符合身處危急情況之下的要求。
　　其次，蘇某的留下遺言時只有他弟弟一個人在場，也與《繼承法》規定的口頭遺囑需要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的見證人在場見證的法定要件不符。所以，由于蘇某的遺言不具備口頭遺囑的構成要件，因此不能認定為口頭遺囑，他的遺產只能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辦理。
　　在第二個案例中，袁寶璟的遺言基本符合口頭遺囑的構成要件，因此被法院作為處分他遺產的依據。首先，袁寶璟身處危急狀況之中。從宣判到押赴刑場執行死刑，時間非常短暫，在這種特殊的環境條件下，袁寶璟對于情況的突然變化沒有心理準備，也沒有機會細致考慮身后財產的處理問題。
　　因此，決定將全部遺產都留給他最親近的人__他的妻子，完全是人在當時情況下的正常心理反應。其次，袁寶璟的哥哥妹妹做見證人不會損害其他繼承人的利益。袁寶璟留 遺言是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場合，現場不僅有他的哥哥、妹妹，同時也有法警和執行法官在場。雖然《繼承法》規定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不能作為見證人，但在本案中，袁寶璟的哥哥、妹妹作為第二順序繼承人，在第一順序繼承人不放棄繼承的情況下，他們也沒有獲得遺產的權利。同時，他們與原被告雙方的關系是相同的，不會侵害一方的利益。法官、法警的證言也側面驗證了他們作為見證人表述的真實性。
　　法院綜合上述具體情況認定了袁寶璟的遺言符合口頭遺囑的構成要件，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由于原告小翔沒有提出上訴，該案判決已經生效。
　　但是有業內人士對于袁寶璟繼承一案的判決提出了自己的異議。有律師認為，在見證人資格問題上，我國《繼承法》第十八條規定的非常明確，除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之外，繼承人、受遺贈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也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法律并沒有將第二順序的法定繼承人做除外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6條甚至進一步規定， 繼承人、受遺贈人的債權人、債務人，共同經營的合伙人，也應當視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不能作為遺囑的見證人。在繼承法和司法解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僅以袁寶璟的哥哥、妹妹沒有獲得遺產的權利，不會侵害一方的利益為由，就認定他們具有做見證人的資格，是不妥當的。
　　另外，對于袁寶璟遺言的真實意思也有不同看法，袁寶璟在臨被行刑前被問到怎樣處理股票等財產時說：財產都給卓瑪，你們就聽卓瑪安排吧。對于這句話，有的律師認為，其真實含義是賦予卓瑪作為遺囑執行人的權利去處理遺產，而不是將全部遺產都由卓瑪繼承。其理由是袁寶璟原本對死刑改判是充滿信心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沒有書寫遺囑對自己的財產作出處分。所以當他聽到判處死刑、立即押赴刑場執行的判決結果后非常震驚，思維也是處于非常混亂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他大哥提出怎樣處理財產這個他從未思考過的問題，時間容不得他仔細考慮，反復斟酌，只能將這個問題交給他目前最親近的人去處理了，于是他才會說：財產都給卓瑪，你們就聽卓瑪安排吧。其實質就是讓卓瑪作為遺囑執行人按法定繼承處理財產。仔細推敲起來，這種看法并非毫無道理。然而，由于原告對于法院的判決并未提出上訴，也就是認可了法院的看法，這種觀點也只能是理論上的探討了。
　　三、我國《繼承法》在口頭遺囑上的立法缺陷亟待完善
　　由于口頭遺囑具有不固定、易被遺忘、偽造、篡改等缺陷，有些國家是不承認口頭遺囑的合法性的。比如加拿大繼承法規定：遺囑采用書面形式，方為有效。而還有些國家，雖承認口頭遺囑是遺囑的一種形式，但對其嚴加限制。如，按照英國繼承法規定，只有軍人和水手才能訂立口頭遺囑。在美國，有13個州規定只有軍人和水手才能訂立，有5個州沒有規定口頭遺囑的形式。我國香港特區的《遺囑條例》與英國法律規定相同，規定了遺囑的三種形式：普通遺囑、特別遺囑、國際遺囑。其中特別遺囑適用于軍人和海員，對于特別遺囑的形式未加限制。
　　我國《繼承法》頒布于1985年，相對而言，當時的立法技術比較粗糙，一些法律規定的可操作性不強，在適用中容易產生糾紛。上述兩個案例折射出我國《繼承法》在口頭遺囑的規定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1、口頭遺囑的見證人是否必須在場見證。繼承法實行后的二十多年來，隨著科技特別是通訊技術的發展，有些法律規定已經不能適應日益發展的社會生活。口頭遺囑都是在情況非常危急的情況下設立的，而危急情況的具體情形又千差萬別，比如有的危急情況發生時，遺囑人身邊一個人也沒有，一概要求見證人必須在現場見證將使遺囑人難以實現自己的主觀愿望。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已經使遺囑人在危急情況發生時，完全可以通過手機、無線上網等手段將自己對財產的處分真實意思傳達給遠在千里之外的人，因此，是否有必要強制要求見證人一定要 在場見證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2、危急情況解除后多長時間，口頭遺囑失去效力。《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危急情況解除后，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者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該規定說明危急情況解除后，只要有設立書面或錄音遺囑的可能性，不管遺囑人是否變更口頭遺囑，該口頭遺囑都失去效力。但由于并沒有規定危急解除后的具體時間，就給該規定的適用造成了困難。
　　3、口頭遺囑的見證人應采取什么方式保證被繼承人意思表達的真實性。口頭遺囑一般是在一個情況緊急、相對封閉的場合做出的。法律不能對見證人做出過于苛刻的要求，但因為見證人一般是通過記憶來保留口頭遺囑的，如果不及時將口頭遺囑記錄下來，將會因記憶的模糊使其失去真實性。因此，在危急情況解除后，應要求見證人迅速將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通過錄音、書寫材料留下書面證據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樣才能保證轉述的口頭遺囑是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一些學者對于《繼承法》中口頭遺囑制度的修改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王利明、梁慧星教授都在各自負責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中對口頭遺囑的設立方式、保存、失效時間作出了規定，并且都對見證人資格作出嚴格限制，但操作性仍然不強。而在由廈門大學徐國棟主編的《綠色民法典草案》中，則對口頭遺囑的形式、訂立的程式、使用條件、內容、制裁、口頭遺囑效力的臨時性、將口頭遺囑轉換為書面遺囑的程式、證人的證明內容、被轉化的書面遺囑的地位等相關問題做了詳細闡釋，但該內容對未來口頭遺囑制度的完善具有相當參考價值。
　　隨著我國社會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繼承法》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繼承法》的頒布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其中的許多規定已明顯不能適應目前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在即將制定的民法典中已明確將專門設立《繼承編》對我國的繼承法律制度進行全面的改革完善，相信上述這些問題在新民法典以及其實施細則中能夠得到較妥善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