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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要：2004年5月17日，吉化公司明城建材總廠下崗工人正常行使上訪權利要求解決勞資問題，并依法選出了5名上訪代表；在受到公司領導欺騙的情況下，他們自發決定進京反映情況。但在火車站，鐵路部門竟然不向他們出售到北京的車票，因此他們決定買票到煙筒山后再按規定補票。在煙筒山車站，他們發現下面已經布滿了防暴警察，這時許多不想進京準備回家的人都不敢下車了。車到梅河口車站后，他們乘坐的車廂掛鉤被摘下，公安機關開始上車抓人。后經協商，他們在有關部門答應回吉林市解決問題的承諾后主動下車。然后這些人就被強制分別送到吉林市的四個看守所解決問題，要求他們寫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其中八人被決定治安拘留15天，10人被刑事拘留，后被勞動教養。
袁春海、宋立偉等六人被勞動教養案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本案原告袁春海、宋立偉、陳忠城、王麗香、郭翠蘭、王金萍的委托，北京市岳成律師事務所指派我參加本案的訴訟，經調查核實有關情況，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被告做出的勞動教養決定適用法律錯誤。
1、被告適用公安部的部門規章做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行為違反了《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
被告做出的勞動教養決定適用的法律依據為公安部1982年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該辦法的法律層級為部門規章。
由于限制或者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或強制措施對當事人的權利影響巨大，因此我們國家對于有權設定這類事項的法律依據是從嚴予以限定的。根據《立法法》第八條的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九條的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這里所指的法律是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
按照我國的立法權限，即使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也沒有權利設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和強制措施，本案被告僅僅依據公安部制定的一個部門規章就做對六位原告做出了勞動教養一年的決定，明顯法律依據不足。
2、退一步來講，假使《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合法性沒有問題，被告適用該辦法第十條第（五）項的規定做出對原告勞動教養一年的決定也違反了該依據限定的主體要件。
《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第（五）項的規定為：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按照這一規定可以決定勞動教養適用的主體人群為：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員。本案的六名原告都是吉化公司明城建材總廠的下崗工人，他們已經和原單位解除了勞動關系，沒有了工作崗位，這一點被告在勞動教養決定書中也是明確予以認定的。正是因為對于原單位非法解除勞動關系不滿意，幾名原告和其他下崗工人才多次找有關部門要求解決問題，如果他們有工作崗位的話，怎么還會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如果被告要適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第（五）項的規定對原告做出勞動教養決定，那么你們應當首先給這些沒有生活來源的百姓找一個工作，這樣才符合該條規定的主體要件。現在幾名原告即使想違反這一條規定也沒有這個資格！被告做出的這種勞動教養決定實在是荒唐之極。
二、被告做出的的勞動教養決定違反法定程序。
依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二條的規定：對需要勞動教養的人，承辦單位必須查清事實，征求本人所在單位或街道組織的意見，報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批準，做出勞動教養的決定，向本人和家屬宣布決定勞動教養的根據和期限。
本案中，被告在做出勞動教養決定之前根本沒有履行這些法定程序，應屬程序違法。被告庭審中辯稱公安部后來發過一個文件取消了這個程序規定，但是該文件不是公開的，屬于內部掌握。沒有公開的法律文件不能作為執法的依據，這是行政法中一個基本的常識性問題。況且《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制定后經過了國務院的同意，公安部作為下級有什么權利改變國務院同意的事項？
本案人民法院應當以公開發布的法律文件對本案的程序進行審查，對秘密文件的合法性不予認定。
三、被告做出的勞動教養決定事實認定不清、證據不足，而且存在著嚴重的刑訊逼供行為。
被告做出的六份勞動教養決定書中，除了當事人的名字不一樣以外，其他的內容基本一致。在法庭調查中，被告為其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分別向法庭提供了證據，對這些證據我們已經一一發表了質證意見，現在對這些證據的特點做一下總結：
（1）證據形式都是證人證言，都是當時曾經參與上訪的下崗工人在被刑事拘留時所做的調查筆錄，其中許多的證人就是本案的原告，但被告用來彼此證明，即用袁春海的證言來證明宋立偉的違法行為、用陳忠城的證言來證明王麗香的違法行為，等等。
（2）沒有一位證人為被告出庭作證，但是這些證人今天多數也出庭了，他們是作為原告方的證人出庭作證的，他們無一例外的當庭否認了他們在公安機關所做筆錄中所陳述的內容，并且指出公安機關在制作筆錄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的刑訊逼供行為，所有的筆錄都是在沒有讓當事人看過的情況下強迫他們簽的字。
同時，原告方也向法庭出示了134位證人聯名向法庭提供的一份證言，部分證人代表也出庭進行了作證。這些證人向法庭證明了如下事實:2004年5月17日，他們是在正常行使上訪權利要求解決問題，并且他們依法選出了5名上訪代表，在受到公司領導欺騙的情況下，他們自發決定進京反映情況。但在火車站，鐵路部門竟然不向他們出售到北京的車票，因此他們決定買票到煙筒山后再按規定補票。在煙筒山車站，他們發現下面已經布滿了防暴警察，這時許多不想進京準備回家的人都不敢下車了。車到梅河口車站后，他們乘坐的車廂掛鉤被摘下，公安機關開始上車抓人。后經協商，他們在有關部門答應回吉林市解決問題的承諾后主動下車。然后這些人就被強制分別送到吉林市的四個看守所解決問題，要求他們寫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其中八人被決定治安拘留15天，10人被刑事拘留，后被勞動教養。這就是整個事件的基本事實。
在被告的勞動教養決定書中認定的事實是：將200多名上訪人員聚集到13號車廂、煽動上訪人員據不服從勸阻工作、組織部分上訪婦女堵住車廂門，在公安人員上車工作時，不聽勸阻，導致2224次列車在煙筒山、梅河口火車站累計誤點四個小時，鐵路部門直接損失人民幣15000元。
在上訪的200多人中，本來大多數就在13號車廂，其余少數在14號車廂，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很自然的集中到一個車廂和上訪代表商議；上訪本來就是他們的一個自發的行為，許多人上車后已經不準備進京了，幾名原告并沒有唆使和煽動的行為，后來發生了一些沖突完全是公安機關處理手段不當而造成的。被告稱這些人喊了口號，但他們喊的無非是人民警察愛人民！被告稱這些人堵住了車門，但是200多人集中在一個車廂里有可能不堵住車門么？被告稱他們采取了暴力行為，但恰恰是警察打碎了車窗往外拽人，受傷的是上訪人員而不是警察，從常理來講，這些人還決不至于愚蠢到手無寸鐵的和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沖突！最后事情是怎樣結束的呢？是上訪代表袁春海主動下車和公安機關商量后動員上訪人員們下車，他們滿懷著解決問題的希望被關到了勞教所。
我們認為，在梅河口火車站發生的沖突以及造成的火車晚點不是由上訪人員的違法行為造成的，這完全是有關部門解決上訪問題不當以及公安機關錯誤的使用強制措施造成的。這些人沒有沖擊國家機關、沒有在火車站鬧事、沒有阻斷交通、沒有擾亂公共秩序，他們只不過是在上訪的途中，而且已經選出了5名代表。
對于處理上訪群眾如何使用警力的問題，《信訪條例》有著明確的規定，該條例第二十二條的規定：信訪人不遵守本條例第十一條（圍堵、沖擊國家機關）、第十四條（影響國家機關工作秩序,損害接待場所的公私財物, 糾纏、侮辱、毆打、威脅接待人員）的規定, 影響接待工作的, 信訪工作機構可以給予批評教育; 批評教育無效的, 信訪工作機構可以請求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將其帶離接待場所。本案中公安機關出動大批防暴警察阻斷鐵路交通，強行將上訪人員所乘車廂從列車摘掉掛鉤，并且打碎玻璃上車抓人，這些行為的依據何在？！沒有任何法律賦予了公安機關這種權力，正是這種濫用職權的行為造成了鐵路部門損失的后果。
即使我們在這里假設被告在勞動教養決定中認定的事實以及損失后果全部成立，那么被告的勞動教養決定也應當予以撤銷，因為在這種條件下幾名原告的行為毫無疑問已經構成了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依法應當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能以行政措施代替刑事處罰。實際上，檢察機關并沒有同意公安機關對于擾亂交通秩序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批準逮捕，這也充分說明被告在勞動教養決定書中認定的事實是不成立的。
四、本案中原告的行為只是依法行使自己的上訪權利，所采取的行為并沒有超過法律規定的限度，被告做出的勞動教養決定顯示公正，是對公民權利的嚴重侵害。
根據《憲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因信訪而被打擊報復勞動教養者近些年并不罕見。河北省的機關干部郭光允因反程維高集團的罪名而被授意判幾年徒刑，省高級法院頂住時任省委書記程維高的指示沒有照辦，于是被公安機關勞動教養；沈陽公民周偉因上訪舉報馬向東等人的腐敗問題得罪了權貴，也被公安機關關進了勞教所。類似的悲劇近些年屢屢見諸于報端，讓善良的人們不寒而栗。
為什么勞動教養往往成為打擊上訪者的方便工具呢？就是因為這個工具領導們用起來實在是太方便了，不需要經過檢察院、法院，沒有繁瑣的法律程序，只要公安機關的內部審批就可以決定把一個人在勞教所里關上一到三年，名義上不是判刑，但是確是比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等刑罰還要重的懲罰手段。《行政處罰法》的規定限制不了勞動教養，因為公安機關說這不是行政處罰的種類；《刑事訴訟法》的程序約束不了勞動教養，因為公安機關說這不屬于刑事訴訟范疇。但是在我們的國家公安機關的權力總不能脫離《憲法》的控制吧，《憲法》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更何況剝奪人自由的程度遠甚于逮捕的勞動教養呢！
本案被告的勞動教養決定對這些人是不公平的，他們不是暴徒而是普通百姓，他們不是去犯罪而是去主張權利，他們不是國家要打擊的對象而是要幫助的對象。他們本來就是社會的弱者，被告的勞動教養決定更加加深了這種不公平的程度，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從一百多人向法庭提供的證言中也可以看到人們的這種義憤。他們之所以還一直向當地的有關部門依法反映問題，包括本案他們還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訴訟，這是因為他們對政府、對法律充滿了信任，但這種信任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在這里我們要對吉林市的檢察機關表示敬意。據了解，本案被勞動教養的十人開始都是被決定刑事拘留，本來是準備把他們送進監獄的。但在公安機關向檢察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時，檢察院經多次開會研究，認為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不成立，這些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檢察院在頂住了有關領導的壓力后沒有批準逮捕（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時被羈押人應當立即釋放，但公安機關卻轉而采用了行政程序）。在現有的司法體制下，檢察院能依法做出這樣的決定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這些可敬檢察官們以自己的行為捍衛了法律的尊嚴。
我們無意于在本案中對整個勞動教養制度提出質疑，我們的觀點是：即使在現有的法治框架內，被告做出的勞動教養決定也是適用法律錯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最后，我們希望人民法院能夠依法公正的審理此案，排除干擾、頂住壓力，撤銷被告做出的勞動教養決定，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代理人：北京市岳成律師事務所
律師：李海波
2004年10月8日
